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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官赐福

由尔冬升、王祖贤、汪禹及董骠主演。故事描述康熙（尔冬升饰）少年嗣位，太后（恬妮饰）急欲替其完婚，遂选纳大臣之女纳兰琼瑶（王祖贤饰）为妃，但琼瑶为争取婚姻自由离家出走，康熙亦乐得不用成婚。后康熙不耐宫中生活刻板，决定微服下江南游玩，却偶见女扮男装的琼瑶；二人结伴同游，分享在民间遇见的种种趣事…

在饭店内，康熙与一人的生辰八字相同，可是那人照镜子却是命运凄惨，而他自己照镜子镜子顿时金光闪闪，算命先生说他是皇子……后来有一女子到庙上求佛，希望赐给她一个真命天子，结果却看上了女扮男装的琼瑶，并强行将琼瑶抓入家中。

康熙得知后去救琼瑶，谁知那女子家竟有以前皇帝的真迹，上面写了不受任何人的批判。结果康熙将女子父亲悬在空中，又用布遮天，女子只好罢休。这时琼瑶也告诉大家自己是女孩子，康熙感到无比高兴。后来两人便百年好合了

《儒林外史》每章主要内容概括

1、王冕家境贫寒，善画荷花。京官危素想见他，因不愿结交官绅，又恐受害，遂远走山东。后山东洪灾，于是回乡。奉养母亲送了终，正值元末明军起义，朱元璋取了天下，为避免入仕，归隐会稽山。

2、薛家集上的乡绅商讨春节期间举办龙灯会的事情。期间提到要给孩子们请一个教书先生。夏总甲推荐60余岁的周进。宴请周进时请梅玖作陪，只是中了秀才的梅玖席间作弄周进，并说梦见好兆头才中的秀才。王举人避雨路过村塾，同样轻视周进，也讲了梦见与周进的学生荀玫共同中了举人，故弄玄虚。周进很受刺激。村人因此嘲笑称呼荀玫为“荀进士”，以为是周进所为，而辞退了周进。后周进随姐夫去省城做生意，路过贡院，受刺激过度，撞上墙去。本篇体现了文人相轻（学位高的看不起学位低的）、文人们故弄玄虚的现象。

3、周进的姐夫等人可怜周进，凑钱替他捐了个监生，得以直接考举人，考中，后来又考中进士，任广东学道。遇范进考秀才，因可怜他而录取。后又考中举人。张乡绅来结交，赠与银子及房子。本篇体现了文人们皓首穷经追求仕途及趋炎附势的变态心理。

4、范进的母亲忽然得到阔绰的房子及家饰，兴奋过度而亡。范进服丧三年后，张静斋与他一起去拜访高要县汤知县，因朝廷下令禁止屠耕牛，不得食用牛肉。恰逢回民来送牛肉希望知县不要严格执行禁食牛肉的规定，张静斋把这看做“严格执法，以求升迁”的机会，使得知县打死了送牛肉的人，引来了回民的围攻。本篇体现了官绅张静斋夺人田地、打秋风、通过陷害别人达到自己升官目的的阴险心计。

5、唐知县处理完回民的案子，有俩人来告严贡生，一个告严贡生抢夺别人的猪，一个是严贡生强要别人的利钱，知县下令拿人。严贡生畏罪而逃。他哥哥严监生替他料理官司，自己出钱赔偿的赔偿，打点的打点。后来，严监生的妻子王氏重病，妾巧语被扶为正房。在举行婚庆的当天，王氏病亡。后来，严监生也病故。文章体现出了严贡生的霸道、赵氏的心计和严监生的吝啬。

6、严监生病故。赵氏同哥哥王德王仁商议如何发送，严监生的大哥严贡生科举回来，却不顾弟弟的死，不仅不安排丧事，反倒为了儿子的亲事去了省城。赵氏的儿子后来又病亡，王德给严贡生写信让其回来，商议立嗣的事。此时严贡生在省城接亲。因给吹打手的银子太少，吹打手不愿来，新娘因此不发轿。最后来了两个人才勉强把新娘接回来。回来的路上，严贡生又假装发病，故意留下云片糕给船家吃，反污船家吃了救人的药，最后赖了船钱。回到家后，声称赵氏为妾，让儿子及新娘搬到死去的大哥家的正房住，要霸占房子。赵氏告状，族长不敢管，知县判决遵从赵氏的意见。严贡生不服，告到省里，后又告到部里。体现出严贡生的吝啬、霸道、无赖行径。

7、范进去拜见恩师周进。因范进要去山东任学道，周进叮嘱范进到山东后关注荀玫使其进学。其时荀玫已同王惠共同考中。两人遇到了算命先生陈礼，并为王惠的前途算了一卦。荀玫的母亲病故，荀玫及王惠想等殿试后在回家奔丧，因此想隐瞒亡情，不成，只得回家。王惠同荀玫共同办完丧事后，王惠独自返回省城。体现了文人的虚伪及薄情。

8、王惠回省城后，正遇朝廷下令补南昌知府缺，于是上任。到南昌后，故意不肯接印，直到蘧太守送了银子才正式就职。后来宁王反叛，攻下南昌，王惠降顺。后宁王兵败，王惠逃走，巧遇蘧公孙。蘧公孙回到家后，向爷爷蘧太守诉说此事。蘧公孙的两个表叔来访，住了几日后，送回省城。体现出王惠的贪财、无立场的行径。

9、娄公子两人回省城的路上，看到了为其家族看坟的仆人邹吉甫的儿子邹三，自言在附近住。娄氏公子于是进家看望。席中得知杨执中因替人管账有亏空，被下了监狱。娄氏公子决定救人。回到家后，叫家仆晋爵带银子去县里讲清，摄于娄府的家威，知县放了杨执中。杨执中因不知道是谁救了他，径自就回到了家中。多日后，娄氏公子想拜见杨执中到底何许人，去杨家找，但未找到。路上遇到刘守备的船冒名娄府逞凶，娄氏公子仅予说教后放行。几日后再次拜访，仍未见到。

10、娄氏公子二次仍未找到杨执中，返回途中遇到了鲁编修。谈到杨执中时，鲁编修不以为然。几日后，陈礼来访。此时蘧公孙住在娄府，陈礼是为鲁家的女儿提亲。蘧老太爷来信让娄氏公子酌情办理。按鲁编修的意思，蘧公孙入赘鲁家。择吉日，办了婚事。

11、婚后，鲁小姐才貌双全，而蘧公孙的文采学识很一般，却也无可奈何。邹吉甫来到娄府，又谈到了杨执中，决定再次去拜访。见面后，相谈甚欢。因蘧公孙学识太低，鲁编修担心他不能考学做官，想再娶一妾，以图再生一子。引来老夫人的不满。鲁编修因此发病。此时，因见娄氏公子极好结交贤士，杨执中向娄氏二公子推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名叫权勿用。

12、娄氏公子正要去拜访权勿用时，新到任的魏老爷来访。看到琐事繁多，杨执中建议让仆人带书信去请。途中仆人了解到权勿用是个无所事事、不务正业的人。写了两封书信权勿用才来到娄府。并带来一个侠客。娄公子另邀请了一些朋友陪同一起游玩喝酒一连数日。侠客骗了娄公子500两银子后不知去向。而权勿用则在原籍有案底在身，被跟随来的差役带走。娄氏公子略感失望。鲁编修被朝廷升了侍读，却高兴而亡。

13、蘧公孙遇到开办帮人补习学问的课堂的马纯上，听他大谈升学的窍门，很受启发。娄家的仆人宦成与蘧家的丫鬟双红私通，带着原先王惠丢在蘧老太爷家的箱子跑了。蘧公孙告了官，而拿人的差役知道了那个箱子是叛官的赃物后，诈走了宦成身上的全部银子，并以宦成的名义去诈蘧公孙要银子，并假惺惺提要求给双红赎身。差人没见到蘧公孙，找到了马纯上，马纯上极力要自己出银子把事情压下来。

14、经过讨价还价，马纯上出了92两银子，并替蘧公孙写了给双红赎身的文书，方把赃箱取回来。而差人则拿了其中的大部分银子。宦成与双红远去他乡。事情理清后，马纯上去了杭州。到杭州后，一连几日，四处游玩，直到在丁家祠遇到了一位“仙人”，名叫洪憨仙。

15、仙人了解到马纯上当前窘迫，有意周济。给了几块黑煤，马纯上带回家中用火一炼即成了银子。仙人又请有钱的胡公子出银万两，用以准备炼丹的物料，说是四十九日后即可练出“银母”，到时可点石成金。随后，仙人却“驾鹤西去”。他的仆人说出了原委，洪憨仙并非仙人，只是意在周济马纯上。协助办完丧事后，马纯上在街上遇到一个拆字的少年匡迥，流落街头，无钱回家。而家中的父亲又病重，很是惨然。马纯上借与他十两银子，资助他回家尽孝，并一再叮嘱要举业进学。回家的船上，遇到郑老爹（日后成了匡迥的丈人），讲了一件事情——张氏兄弟因埋怨父亲偏袒小儿子而打闹。被父亲告官后，老大老二上下使钱，并冒充父亲的名义撤了诉。

16、因匡超人的三叔要强占他父亲的宅子，一病不起，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匡超人回到家后，尽心尽力服侍父亲，安慰三叔。并拿马纯上给的银子做个小买卖，以补家用。村里失了火，匡超人一家被迫搬到了租屋。一次知县路过，见到匡超人辛勤读书，很是赏识，自助银两命其去考试。结果连续考中，直至中了举人。

17、匡超人进学之后，连续拜望了老师。不久，父亲病逝。不知什么原因，知县被革职摘印，但百姓拥戴知县，围了省里的官员。上面派人捉拿带头的人，连累了匡超人。匡超人到杭州避祸。结识了民间的贤士景兰江及他的一帮朋友。这些人经常相聚作诗。

18、匡超人寓居的文瀚楼主人让他帮忙选编一些文章，马纯上当初两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他只用了七天，也因此得到了一些酬劳（选金）。景兰江带匡超人通过胡缜的生日认识了一些新的文人朋友。他们一起举行诗会，但有的人的文采着实一般。去省城举行诗会的当天晚上，因醉酒而夜行，被巡夜的官员拿住。本篇体现了大财主的儿子胡三公主的吝啬、文人的虚假才学及酒后的丑态。

19、匡超人见到了潘老爹的弟弟潘自业，他很爽快，头脑灵活，专替人解决难题挣钱。有个大户人家的丫头逃跑，被官府拿住要送回原籍，被胡姓财主看中，愿出二百两银子。潘三爷通过各种关系，疏通官府，假刻公章，把事办成；施美卿想把弟媳卖与别人，却误把妻子送了出去，对方不退，施美卿告了官，但又没卖弟媳手续，欲出些银子了却官司，潘三爷同样把事办成了；金东崖的儿子想考学，但没有学问，想出银五百两找人替考。经过潘三爷仔细筹划，由匡超人替考，并顺利考中。匡超人也因此得到了二百两银子。因此买了房，并由潘三爷保媒，介绍郑老爹的女儿成了亲。匡大给弟弟来信，让其去温州应考，考中。同时，他的老师，乐清县知县被诬陷一事，核实释放，并升官至给事中，给匡超人来信，邀请过去。潘三爷终于作案太多被拿下监。

20、匡超人找到了老师，老师欣赏他的才学，要把外甥女嫁给他，他谎称未婚，就成了亲。一次回浙江办事，顺便到家看望，不想妻子因不习惯乡间生活，病逝了。旧友景兰江找到他，要他去看望在监狱的潘三哥，因他与潘三的案子有染，推脱说因是为朝廷效力不能去看望犯人。办完事后，他回京的船上，遇到了牛布衣。并向他们吹嘘自己的才学高超。牛布衣在芜湖县住在庵里，不幸病亡。死前请老和尚给他料理丧事。和尚及众邻照办不误。体现了匡超人做官后，不顾结发妻子之情、不念旧友情、好吹嘘抬高自己的丑态。

21、牛浦郎在庵里读书，认识了老和尚，趁老和尚不在时，偷看了牛布衣留下的个人诗集，因是同姓，就想冒名牛布衣，因此改名牛浦，字布衣，自刻了手章。卜老爹有个外甥女，母亲已亡，父亲常年在外经商，与牛老爹商议嫁与了牛浦郎。牛浦郎不善于经商，自接手爷爷的杂货店后，日益亏空。牛老爹知悉后上火，病亡。亲家卜老爹年岁已大，办完了牛老爹的丧事后，随之而亡。老和尚的弟子做了九门提督，差人接了老和尚去京，留下庵子让牛浦照顾。

22、因为牛浦冒名牛布衣，董瑛慕名前来拜访，为显出气势，牛浦让两个丈舅一个端茶倒水，一个收拾卫生。接待完后，互相埋怨不懂礼数，惹得卜信卜成把牛浦从家里赶了出去，自寻房住。牛浦无计可施，就想去投奔董瑛。在船上遇到了牛玉圃，因是同姓，虚张声势的牛玉圃认了牛浦为孙子。后来在半路上遇到了牛玉圃的结拜兄弟王义安，吃饭时王义安被人臭打一顿，侧面反应了牛玉圃的人品。到杭州后，牛浦随牛玉圃去拜访万雪斋，在池塘边散步时，不小心掉进池塘，被牛玉圃数落上不得台面。

23、牛玉圃去万家时，道士向牛浦说了万雪斋的底细。万雪斋原是盐商程家的管家，后来自己做生意发的家，因此最恨别人提起此事。牛浦向牛玉圃说如果在万雪斋面前提起程明卿，就会要挟住万雪斋而得到更大好处，不料引起万雪斋的愤怒，将牛玉圃赶了出来。牛玉圃迁怒于牛浦，找到他暴打了一顿。牛浦恰好遇到黄姓船家，因为说与董知县相好，得到了黄的敬重，并把四女儿嫁与了他。董知县升任到京，他不知道牛布衣已死，更不知道牛浦是假冒的，他向冯琢庵说牛布衣在甘露庵，致使牛布衣的妻子找上门来。

24、牛奶奶不知道丈夫已死，以为是牛浦害死了她丈夫，才冒充的牛布衣，于是告了状。但向知县以为只是同名，不予审理，发回了原籍去审理。上司认为向知县不务正业，欲参他，被戏子鲍文卿所救。鲍文卿回到南京，想找几个人成立一个小戏班子。

25、鲍文卿在街上游走，遇到一个修理乐器的老者。遂请到家中帮忙修理乐器。期间谈到倪老爹做了二十多年的秀才，家贫如洗，五个儿子已经卖出去了四个。最后一个也是难以养活，与鲍文卿商议后，两厢情愿，过继给鲍文卿，更名鲍廷玺。由此，鲍文卿带着儿子四处开班演戏。一日在街上遇到原来的向知县，已到本地升任知府，经知府介绍，将府上看门人王老爹的女儿许配给了鲍廷玺。

26、鲍廷玺的妻子王太太难产而死。向知府升任福建道台。鲍文卿因年岁太大，回到老家南京，到家后不久病重而死。戏班老师金次福来给鲍廷玺提亲，鲍老太太叫归姑爷打听女方的底细，归姑爷找到媒婆的丈夫沈天孚，沈天孚告诉他女方是一个泼辣的人，但有些积蓄，归姑爷就请媒婆沈大脚说和此事。女方王太太虚荣心极强，媒婆极力夸大了鲍廷玺的身家情况，王太太同意了。

27、婚后，因鲍家有个婆婆，丈夫也并非举人，也没有字号店，这些事实都显露出来，鲍太太脾气大发，气出病来。鲍老太太不堪忍受，在女儿及姑爷的建议下，把鲍文卿夫妇赶出了家门。鲍廷玺的大哥倪廷珠一直在抚院姬大人那里做幕僚，来到南京时找到了鲍廷玺，给了些银子，叫他买所房子。因马上要去苏州，叫兄弟过几日去苏州找他，再给些银子做些生意。不料鲍廷玺到苏州后得知大哥已经病亡。幸巧在来时的路上遇到了季苇箫，就去扬州找季公子。季公子此时是鲍老爹的孙女女婿。、

28、季苇箫此时正在娶二房亲。各名士纷纷来贺。鲍廷玺到来后，因为还要回南京，季苇箫托他给朋友季恬逸带封信。此时季恬逸在南京，身无分文。诸葛佑找他帮忙找一位选书先生，想共同刻书，以借此成名。季恬逸找到了朋友萧金铉，但萧金铉的学问并不高。只是为了挣诸葛天申的银子。三人找到一处僧庵做住所，开始安排刻书事宜。

29、恰遇僧官刚刚升任，要摆酒庆贺，众多朋友纷来捧场。诸葛天申在路上看到了杜慎卿，带朋友前去拜访。因杜慎卿在考试时得过头名，众人都很仰慕。杜慎卿留下众人吃了饭。杜慎卿没有儿子，决意纳妾。

30、季苇萧同杜慎卿相谈甚欢。杜慎卿谈起缺少一位知己（应是暗指同性恋），季苇萧有意戏弄他，告诉他在神乐道观里一个才貌俱全的人，杜慎卿信以为真，去了后才知道是开玩笑，要找的人是来霞士，二来霞士是一个黑丑胖壮的道士。杜慎卿同鲍廷玺商议，召集众多戏子，要开莫愁湖湖亭大会，挑选色艺俱全的人。最后选出了前三名，分别是，郑魁官，葛来官，王留哥。

佛教和道教有什么区别

道佛两教，一个是中土文化，一个是外来文化，但两者在中国哲学、宗教发展史上，却有着大致相同的兴衰经历。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道教亦在此时发生，二者又都经魏晋南北朝的蕴酿发育，到隋唐而繁荣并盛。此种情形，历来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尤其是两教之间的相互抗争、互不相让的关系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和探究。然而，在互不相让的另一面，是相互融摄，这是二者得以并存，进而繁荣共昌的主要原因，亦是道佛二教关系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

一、道教摄取了佛教的名相术语

道教在建构自己的辨思哲学时，大量地吸收了佛教的方法和范畴，然而这些范畴却是根据道教自身的需要进行改造的。隋唐的道教学者一方面发挥道教的兼容特性，深入纳佛；另一面他们的道教主体意识也很强，他们要因循其本，再博采他说。他们的主旨是，借佛教的名相术语阐扬老庄的思想，进而使老庄思想根据宗教发展的实际需要得以提升，达到安身立命的目的。

（一）佛性说。道教有“道性说”，佛教有“佛性说”。把宇宙本体作为某种抽象的本质来看，并非佛教的独创，早期道家把道确定为万物的最高规定性，已经具备了这种抽象力。然而，“道法自然”，道“出于自然”，当“自然而然”被理解为道的最基本特性并与人性论联系起来时，“道性”便应运而生，道性即指人性之“自然”。这在东汉时产生的《老子想尔注》中就明确地表述出来了：

“道性不为恶事，故能神，无所不作，道人当法之。”（“道常无为而不为”注）“道性於俗间都无所欲，王者亦当法之。”（“无名之朴，亦将不欲”注）“不为恶事”，“与俗间都无所欲”，就是要顺其自然而然道性，“道常无欲，乐清静，故令天下常正”（“无欲以静，天地自正”注）。道教发明了“道部”，却没有很好的发挥，被六朝时期蓬勃兴起的佛性说取而代之。佛教自竺道生倡“一阐提人皆有佛性”说以来，加上《大乘涅盘经》被翻译过来，佛性说逐渐成为佛学主流思想。其谓“佛性”，乃指“真如法性”，即抽象的宇宙本体。作为一种本体论学说，它是将印度诸法实相说结合魏晋玄学本体论而产生的。作为一种修道论，它关心终极的抽象宇宙本性与有生灭的具体的人物有何关系，真谛翻译的《佛性论》说：

“问曰：佛何因缘说于佛性？答曰：如来为除五种过失，生五功德，故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六朝到隋唐，道教大讲道性说，确实接受了佛性说影响。但道教并不在本体论意义上，而是在修养论方面接受了佛性说。魏晋六朝，道教奉行外丹学说，其中虽有修炼身心的内容，其主要目的只在于以清静不动之心神迎受永恒不朽的道，并没有明确地认定客观的道与主观的精神有着某种直接同一性，而佛性说却完成了这方面的论证。道教本来讲道体论，但为了说明道体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也提倡道性说。《常清静经》强调“真常得性”，《升玄经》主张“思维分别，得其真性”，《云笈七签·仙籍理论要语》主张“道性常一不异”。孟安排《道教义枢·道性义》更明白地表明了道性说与佛性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道性以清虚自然为体，一切含说，乃到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究竟诸法正性，不有不无，不因不果，不色不心，无得无失，能了此性，即成正道。自然真空即是道性。”

这不仅说是一切物类都具道性，也明确提出，人如能反躬自修，了却本性，就能通道成仙。王玄览《玄珠录》既讲“道体”，又讲“道性”

“诸法若起者，无一物而不起，无一物而不忘。忘自众生忘，道体何曾忘？道之真实性，非起亦非忘。”

道体是道之本然体，道性是道体潜在于人与物中的具体属性，故人能修性，就能体道。不过，道教的道性说不仅仅吸收了佛性说，也吸收了儒家的心性说。儒家讲尽心知性知天，基本立意是主张从一念之初的本心达知本性。庄子主张“致道者忘心”（《让王》），“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就是以冥化自然作为体道知道的途径。而这在时间上先于佛教天台大师湛然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同时，道教主张以常清静心识性体道，即是把常清静心作为常清静之道作同一体来看待的。在早期道家看来，常清静、自然而然乃是道的最根本特性；在道教看来，人心能常清静，自能识道性。道教在讲求道性说时，也讲求道体说，还讲心与身的一致，不象佛教天台那样舍身求性。

（二）因待、境智与本迹的论辨术。道教在发展自己的思辨哲学时，从佛教中借用了许多术语，如“智境”，王玄览说“道在境智中间，是道在有知无智中间。”（《玄珠录》）成玄英说：“道是虚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发智，智能克境，境智相会，故称道德。”（《道德真经开题义》）

“圣人空慧明白妙达玄理，智无不照，境无不通。”（顾欢《道德真经注疏》“能无知乎”疏）又如“本迹”，唐玄宗说：

“摄迹归本，谓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复存，与彼异名先进无差别，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滞于玄，本迹两忘，是名无住，无住则了出矣。”（《御制道德地经》“玄之又玄”注）再如“观照”、“定慧”，孟安排说；

“二观者，一者气观，二者神观。既举神气二名，具贯身心两义，身有色象，宜受气名以明定；心无难测，宜受神名以明空慧。故《本际经》云：气观神观，即是定慧。”（《道教义枢·二观义》）

唐代的道家、道教不仅借用佛教范畴，也运用道家、道教固有的术语展开论辨，如张志和关于“同乎时”、“异乎时”的论辨说：

“今有之忽无非昔无之未有，今无之忽有非昔有之未无者，异乎时也。若夫无彼无有连既往之无有而不殊无此有无，合将来有无而不异者，同乎时也。异乎时者代以为必然会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时者代以为不然会有必然之者也。”（《玄真子外篇》）又如杜光庭关于同异关系的论辨：

“道德不同不异而同，而异不异而异，用辩成差不同而同，体论惟一。……知不异而异无所可异，不同而同无所可同，无所可同无所不同，无所可异无所不异也。”（《释疏题名道德义》）

诸如此类的论辩颇绕口舌，在格调上不仅类似庄子、公孙龙的辩术，也足可与佛教的论辩相匹敌。唐代的许多道家奇书，如《化书》、《无能子》、《谗书》等，都具此特点。道教还发展了一些自己的新术语，如因待、互陈、体用双举，等等。

（三）双遣方法的动用。非有非无，不落两边的双遣方法是龙树《中论》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意谓执著于有是滞于有，遣有归无是滞于无，既非有，又非无，才是中道。运用在主客关系中，就是既遣他执，又遣我执，两边不落。这种方法在六朝、隋唐的佛教中有着广泛影响。道教在根据《老子》“玄之又玄”阐扬重玄哲学思想时。借用了这种方法。成玄英、李荣把佛学的非有非无称为“玄”，把非非有、非非无称为“重玄”。《天隐子》在阐发《庄子》“坐忘”观点时，也借用了双遣方法，外遣物境内遣心智，两边不落，心泯合于道，所谓“彼我两忘，了无所照”。

隋唐道家、道教学者在建树自己的形上学时，借用了佛教的术语与方法，发展了自己的术语，不仅有了辨思的外观，的确也有了辨思的高水准。但从严格意义主讲，道教虽然有了辨思的哲学，却仍然没有动用印度佛教的因明逻辑方式，尤其是没有采纳佛教的立破辨术，道家、道教原先的非逻辑特性并无根本改变，而且随着内丹学说的兴起发展，隋唐形成的辨思哲学没有沿着辨思的方向继续发展，而是服务并融铸在内丹学说中，进一步朝着“契思”与神秘主义方面发展了，其结果仍然是寓辨于不辨之中，这是道教在与佛教徒的论辩中总是“辩”不过佛教徒的一个基本原因。

三、佛教摄取了道教的思维方式

佛教在魏晋时期，曾以格义的方式大量地袭取了道家的概念、范畴，带有显明的玄学思想色彩。东晋以后，随着佛经大量被翻译过来，佛教则努力摆脱玄学的影响，尽可能地少用道家典籍的范畴、概念，同时攻斥道教袭取了佛学的范畴术语。到隋唐，佛教宗派林立，不仅气象博大，也显得根柢深厚。从表象上看，佛教于道家、道教无所取焉，其实不然。除唯识宗属于原本的印度佛教之外，其它几派皆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成的，它们用以标其思想宗奉的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合再生品，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必然。仅仅从范畴徵引上难以看得出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但从思想内涵及其思维方式来看，则可清楚地了解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东西。对此。梁启超曾说：“惟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寝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虽传自印度，然亦各糁以中国的特色，此种消化的建设的运动，前后经教百年而始成熟。”（《饮冰室专集之五十八·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一）“出世”中的“在世”。原本的印度佛教乃是一种高蹈出世精神的宗教，把“不得参预世事，结好贵人”的佛陀遗训作为代代相因的传统，因之，出世就是要断绝一切俗缘，不得对现世有纤毫的回眸，不认六亲，不敬王侯。然而，当佛教传入中国并要立根中土时，它就不能不作出让步，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已有调和中土与西土、方内与方外矛盾的意愿。在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反复冲撞中，佛教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而在宗教教义上公开认同的，便是在中土产生的经典《大乘起信论》。《起信论》的最基本思想是：“一心二门论”，“一心”即“众生心”，“二门”即“真如门”，“生灭门”。《起信论·立义分》说：

“摩诃衍者，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二者法，二者义。所言法者，谓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坷衍义。”

“显示正义者，依一心法，有两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二门皆各总摄一切法。”

此“众生心”即不是单指佛性，真如，也非单指个体之心，生灭现象，而是佛性与人心、本体与现象（用）、圣与凡、净与染、绝待与相待、出世与在世等的和合。在这种和合精神原则下，佛教徒既可追寻超越的、形而上的终极境界，也可“随顺”对世间表示出普遍的关怀。《大乘起信论》自隋初流布开来，对隋唐诸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台、华严、禅宗等立宗分派多从中禀承一端，如天台的“性具”论，华严的“理事圆融”论、“功德本具”与“随缘不变”论，禅宗“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的体用论，都普遍地带有和合世俗的特点。

佛学与儒学，一个是极端的出世学问，一个是极端的入世的学问，《起信论》在调和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时，显然撷取了儒学叩共两端而竭焉的中庸观点，但作为一种出世宗教学说与入世的官方正统学说，相距甚远。佛教与道教的关系不同，一来两者都是出世的宗教，二来两者又都在国主面前争宠，在民间争夺地盘，因而既要互相攻斥，又要互相效仿。道教虽然也常为出世与入世问题困扰，却先天地带有世俗的特点，老庄“无为”与“离世异俗”的学说根本不曾放弃“无不为”，不曾放弃此岸世界，道教的早期经典《想尔注》、《河上公章句》及《太平经》都蕴含了“道不遗人”的精神内质。《起信论》作为中国化的佛教的产物，自然极方便合理地从道家、道教那里袭取了这种精神内质，而且，在相互争高低的过程中，也竞相表现出现世的关注情怀。

（二）相对主义的方法论。华严宗宗奉《华严经》，然而经杜顺、智俨、法藏等阐扬出来的华严思想与本经也有大的异趣，华严诸师在发挥理事无碍观点时，接受了法相从印度译过来的《庄严经论》、《佛地经论》的影响，〔①〕又接受了《大乘起信论》的影响，还接受了庄子思想影响，是中印佛学在新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隋唐诸宗派中，除法相宗之外，就是华严宗最讲究辨术，它是把印度的方法拿来论辩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如体用，理事等。理事圆融的观点依据物无自性，依他缘生的观点，所谓：“依他中虽复因缘似有显现，然此似有，必无自性，以诸缘生，皆无自性故。”（《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四）从物无自性中，引出事事无碍，理事无碍，从而一多相即，远近相即，大小相即，如法藏所说：

“且如见高广之时，是自心观作大，非别有大；今见圆尘小之时，亦是自心观作小，非别有小。”（《华严经义海百门》）

这与庄子《齐物论》小大之辩如出一辙。《庄子》从相对主义观点出发，认定一切事物的一切性质只有相对性、暂时性，皆属观察、认知的角度不同而造成的，“固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大小”（《秋水》）。也就说万物自身没有确定的规定性。华严宗接受了《庄子》思想是毫无疑问的。

（三）整体性原则与“悟”的思维方式。禅宗的兴起，乃是一次佛教的革新，意味着佛教完全中国化的完成。从菩提达摩“藉教悟宗”，至慧能“不立文字”，神会“呵佛骂祖”，再到“德山棒”、“临济喝”，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思想路线，即从印度佛教的繁琐逻辑证论与主客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主客体的绝对同一，如铃木大拙所说的那样：“禅宗与依靠逻辑与分析的哲学体系全然不同，甚至可说它是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基础上逻辑哲学的立物。”〔②〕禅宗之所以诽毁逻辑，是因为：在禅宗看来，逻辑的方式不仅使主客二元对立，而且也将真理肢解了。真理（佛性）是统一的整体，需用一种非逻辑的超常的、整体的悟通形式才能认知。所以禅宗突出“识心见性”，认定主体之心与客体之性本来同一，能识得整体之心即能见得整体之性，所谓：“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坛经》）而要做到这一点，靠逻辑的理性的方式是永远也达不到的，此岸与彼岸虽都只存于心性，却要靠一个“悟”，而悟则顿悟顿见，即整体性的一次性把握。所谓“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同上），即是说，真如法性是一个整体，只能整体地体认，人有利钝差别，须行渐修，但渐修并不是把整体的真理分次认知，而是经过渐修，提高，开导其智识，令其开悟，一次完成。“棒喝”的目的也正在于此。道教一向持天地人的“三一”模式，主张天人一体，道气一贯，道教修炼的目的在于泯合主客，感通道体。在老子、庄子那里，最高和本体——道乃是不可分的整体，无论老子讲“道者同于道”，进是庄子强调“正容以悟”，都是要求以整体的心态把握完整的道体。这与禅宗有着显明的一致性。为了达到悟的境界，庄子主张“吾丧我”，禅宗要求“无念无相无住”，这也有着相承关系。此外，禅宗为了表明佛性与人心的直接同一性并非外在力量使其然，也借用道家的“自然”观念，如神会说：“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一切万法皆因佛性故，所以一切万法皆属自然。”（《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可以这么说，禅宗借助于类似道家的整体性原则，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了主客体的绝对同一。

然而，即使禅宗吸取了道家思维方式，也仍不失其佛教本色，这从以下三点可以明白看出：第一、禅宗和整体性悟通方式包含着印度佛学精于辨思的特点，它通过辨而达到不辨。庄子哲学虽寓辨于不辨，但庄子是要放弃辨术的。第二、禅宗在泯合主客时，强调以心合性，身是“臭皮囊”，不能与心同于佛。庄子主张坐忘、丧我，则是要以身心合一的方式契合道体。第三，禅宗的“悟”是本心与佛性的一种直接同一，道教的“悟”虽也是道体本心的同一，却包含着“感通”的特点。至认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作为“纯粹之中国佛教”〔③〕，其中自也不难找出与道家、道教的思想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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