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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教的罪行：迷惑愚昧的老百姓，致使白莲教教徒疯狂的迷信,杀人害命，一个个教化的根本没有了自我。一口一个真武大帝，以为自己真的可以长生不老、刀枪不入。

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流传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结社。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

北宋时期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南宋绍兴年间，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

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规定信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它号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种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

它的教义简单，经卷比较通俗易懂。为下层人民所接受，所以常被利用做组织人民反抗压迫的工具。在元、明两代，白莲教曾多次组织农民起义。

流传到清初，又发展成为反清秘密组织，虽遭到清政府的多次血腥镇压，但到了嘉庆元年（1796），白莲教大起义已发展成嘉庆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

扩展资料

影响

在明清时代数以百计的白莲教支派中，最有影响的是明代出现的无为教、黄天道、大乘教、红阳教和清代出现的天地门教，八卦教、在理教、先天教等。

在明清时代民间秘密宗教世界最为著名的人物有罗清(罗祖)、李宾(普明祖)、王森(石佛祖)、韩太湖(飘高祖)、董计升(董老师)、刘佐臣(圣帝老爷)、羊宰(羊祖)等。对白莲教宗教理论体系最终形成起过重要作用的民间秘密宗教理论家是罗清、弓长与木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白莲教

白莲教，一个民间宗教组织，据传说，公元1133年，由茅子元创立佛教分支白莲宗，因教徒“谨葱乳，不杀不饮酒”，故又名白莲菜，后逐渐演化为民间社群组织白莲教。

南宋时期，因是佛教分支，故影响不大。元朝时期，教内发生分歧，其中一派开始反抗元朝统治。公元1351年（元顺帝11年），元朝政府强征民夫堵塞黄河失口，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红巾军大起义，红巾军即与白莲教有密切的关系。明初朱元璋多次取缔白莲教。清入关后，白莲教徒以反抗为己任，倡言“日月复来”，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从而遭到清朝镇压。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白莲教活动频繁。嘉庆年间白莲教与地方人民结合，引发川楚教乱。

川楚白莲教起义，亦有人称之为川楚教乱，指中国清朝中期爆发于四川、陕西和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徒武装反抗政府的事件。

乾隆末年，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兼并严重，中原各地出现饥民，其中大约有100万人前来有着大量荒地的川楚边境就食，白莲教以“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在其中迅速流行。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领约定在次年起义，此事为清政府侦知，便以邪教为名大量抓捕教民，一时各地地方官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这进一步激起了教众的反抗。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宜都、枝江一带的教众首先起义。三月初十，襄阳王聪儿、姚之富等人起义，成为各支白莲教军队的主力，在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各省游动作战。

由于各支义军互不统属，无法相互呼应，遂被清朝军队各个击破。嘉庆三年（1798年），襄阳义军在湖北郧西被包围，王聪儿、姚之富皆跳崖自杀。此后，清朝推行团练和坚壁清野战术，筑起大量寨堡，将村落百姓强行移居其中，又训练团练进行防守，从而切断义军粮草与兵源的来源。至嘉庆九年（1804年），义军被全部镇压。

这次大规模的起义耗费了清朝政府大量军费和军力，据统计，清朝前后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相当于其四年全年收入，国库为之一空，标志着清朝走向衰落的开始。

《中国大百科全书》——川楚白莲教起义

清嘉庆初年的农民起义。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教徒。始爆发于川楚陕边境地区，后波及川、楚、陕、豫、甘等省，历时九载，是清代前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川楚陕三省边境地区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历来为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1772、1773），川、楚两省饥民来此觅食者达数十万。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总数不下百万。该地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需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不仅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白莲教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现世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从者日众。

乾隆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官僚、地主、富商大肆兼并土地。人口激增、耕地不足，导致粮价猛涨，饥民日众。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乾隆三十九年，教首樊明德在河南向教徒提出已到“末劫年”，将要“换乾坤，换世界”。稍后，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在湖北、四川、安徽等地传教时，又提出“弥勒转世，当辅牛八”（牛八即朱字拆写，暗指明朝后裔），宣称“黄天将死，苍天将生”，入其教则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入教后，“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习教之人，“穿衣吃饭，不分尔我”，“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这种宣传既符合小生产者平均、平等和互济互助的要求，又满足了他们反抗求生的愿望。因此，到乾隆末年，白莲教已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势力，并酝酿举行武装起义。

乾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秘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让教徒制备刀把火药。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和其反清内容，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遂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号召教徒奋起反抗。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因官府查拿紧急，被迫提前举义。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阳地区的教徒，在王聪儿、姚之富等率领下，按原定日期起义。各路起义军，互不相属，各自为战，所据山寨或县城，多被清军各个击破。唯有襄阳起义军采取流动作战的策略，力量迅速壮大，成为湖北起义军的主力。在湖北白莲教起义影响下，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九月，达州教首徐添德，东乡（今四川宣汉）教首王三槐、冷天禄等皆各率众起义。

二年初，襄阳起义军又开始了大规模流动作战，转战于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后分三股进入四川。清军只尾随其后，疲于奔命。七月，四川起义军被清军围困，襄阳起义军赶到解围，在东乡与四川起义军会师。各路起义军按青、黄、蓝、白分号，设立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然而，小生产者固有的分散性与保守性，使起义军并未真正联为一体，各股仍然各自为战，分散行动。

三年三月，襄阳起义军在湖北郧西被清军包围，首领王聪儿、姚之富跳崖牺牲，余部仍继续斗争。四川起义军也受到重大损失。但在嘉庆五年三月以前，起义军处于发展、壮大阶段。起义军因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所到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且有各地教徒“为之向导负运”，多次重创清军，嘉庆五年四月四川江油马蹄冈战役以后，起义始转入低潮。人数从十几万减至几万人，许多重要将领相继牺牲。清政府的“坚壁清野”与“寨堡团练”之策，已逐渐推广并发挥作用。通过筑寨堡、并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将民间粮秣给养充实其内，又训练丁壮，进行防守，从而切断了起义军同人民间的联系，使之无法得到粮草与兵源的补充，力量日渐枯竭。嘉庆六年下半年，起义军活动基本上只限于川楚陕边境地区，转战在万山老林之中，人数已不超过两万四千，而围剿的清军，则十倍于此。起义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至九年九月，起义终告失败。

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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