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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决定高度的例子关于态度决定成败的事例态度决定高度的例子1、诺贝尔
他在读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名列班上的第二名，第一名总是由一个名为柏济的同学所获得。有一次，柏济意外地生了一场大病，无法上学而请了长假。有人私下为诺贝尔感到高兴说："柏济生病了，以后的第一名就非你莫属了！"
诺贝尔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反而将其在校所学，做成完整的笔记，寄给因病无法上学的柏济。到了学期末了，柏济的成绩还是维持第一名，诺贝尔则依旧名列第二名。
诺贝尔长大之后，成为一个卓越的化学家，最后更因发明了火药而成为巨富。当他死后，将他所有的财产全部捐出，设立了知名的诺贝尔奖。每年用这个基金的利息，奖励在国际上对于物理、化学、生理、医学、文学、经济及致力于人类和平有所贡献的人。
启示：从诺贝尔的故事中，我们获得一个深沉的感受，诺贝尔的成功，绝非只靠他的聪明才智而已，更重要的是他的心胸气度与分享的态度。真所谓："格局决定结局、态度决定高度"。
2、爱迪生
19世纪初,人们开始使用煤气灯(瓦斯灯),但是煤气靠管道供给,一但漏气或堵塞,非常容易出事,人们对于照明的改革,十分殷切.事实上,爱迪生为自己订定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除了改良照明之外,还要创造一套供电的系统.。
于是他和梦罗园的伙伴们,不眠不休的做了1600多次耐热材料和600多种植物纤维的实验,才制造出第一个炭丝灯泡,可以一次燃烧45个钟头.后来他更在这基础上不断改良制造的方法,终于推出可以点燃1200小时的竹丝灯泡。
启示：正是爱迪生这种永不放弃的态度，为他以后成为发明大王奠定了基础，他认真地态度决定了他成为发明大王的高度。
3、史泰龙
史泰龙创作的剧本遭受了一次次的拒绝打击。一次次失望，但他内心的信念从未消失！从来没有放弃过，在他遭遇1855次拒绝后的一天，一个曾拒绝过他20多次的导演终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同意他出演《洛奇》，但片酬只有2.3万美元，史泰龙只能在这部影片中演一个打扫卫生的小人物，他就是利特尔·迈克。
三年多的准备，史泰龙终于可以一展身手，史泰龙丝毫不敢懈怠，全身心地投入影片当中。1976年，《洛奇》票房在北美达到1.17亿，全球2.25亿，成为当时的年度前十电影。史泰龙的电影梦成功了！
启示：如果当初史泰龙就那样子轻言放弃，或者甘心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那么想必也不会有他现在的荣誉，以及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4、王羲之
王羲之练习书法很刻苦，甚至连吃饭、走路都不放过，真是到了无时无刻不在练习的地步。没有纸笔，他就在身上划写，久而久之，衣服都被划破了。有时练习书法达到忘情的程度。一次，他练字竟忘了吃饭，家人把饭送到书房，他竟不加思索地用摸摸蘸着墨吃起来，还觉得很有味。当家人发现时，已是满嘴墨黑了。
王羲之常临池书写，就池洗砚，时间长了，池水尽墨，人称"墨池"。现在绍兴兰亭、浙江永嘉西谷山、庐山归宗寺等地都有被称为"墨池"的名胜。
启示：正是王羲之对于书法的这种苛求，以及每天孜孜不倦的联系书法，才成就了他的传世著作《兰亭集序》，成为一代书法家。
5、吕蒙
当初，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当权掌管事务，不可以不学习！”吕蒙用军中事务繁多来推辞。孙权说：“我难道想要你研究儒家经典，成为学识渊博的人吗？我只是让你泛览书籍，了解历史罢了。你说军务繁多，哪个像我（事务多）呢？我经常读书，自己认为很有好处。”
吕蒙于是开始学习。当鲁肃到寻阳的时候，鲁肃和吕蒙一起谈论议事，鲁肃十分吃惊地说：“你现在的（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才干和谋略，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吴县的（没有学识的）阿蒙了！”吕蒙说：“读书人（君子）分别几天，应当用新眼光来看到（我），长兄为什么认清事物这么晚啊！”
启示：从当初的吴下阿蒙到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如果吕蒙没有强大的毅力，也不能使他成为一代名将，名垂千史了。
关于态度决定成败的事例态度与成败
王冠亚
古有通国善弈之弈秋，教授二人下棋，其一专心致志，另一个却三心二意，结果虽智力相当，学习的成效却判若天渊。
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在我看来，学学下棋，区区小事，是不为而非不能，关键的一点就是二人对待学棋的态度大相径庭使然。
韩愈《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一“勤”一“嬉”，对待学业的态度截然不同，其结果也不可同日而语。晋代的左思，自幼鲁钝，才能平庸，但为学态度诚恳，闭门读书十年，写就名篇《三都赋》，一时名声大噪，冠盖京华，使得二陆失色，洛阳纸贵。而方仲永，这个五岁便能吟诗作文的天才，由于其父目光短浅，态度消极，以为其子了了，使得仲永后天对待学业的态度是“嬉”，最终造成“泯然众人”的悲剧。
欧阳修《新唐书》也有名句：“患祸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其实中国古代有才能的君主比比皆是，真正能成就不世伟业的却寥若晨星，很多时候在于他们对“祸患”的态度不同。陈后主有才，隋炀帝有才，李后主有才，面对风雨飘摇的政局，面对接踵而来的祸患，他们的态度是消极的，陈后主妄图以长江天险断隋军之路，隋炀帝妄图以千里运河御天下之民，李后主妄图以称臣纳地换苟且之安，最终，本可一搏的形势却因所持态度的畏葸与无为而导致江山易主、舆图换稿。
而面对唐初的不稳局势，唐太宗慎之又慎，生怕祸患丛生。他始终拿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驾驭国家。《贞观政要》有言：“知其所以乱则治矣，知其所以危则安矣，知其所以亡则存矣。”面对困难，唐太宗以史为鉴，态度达观，得以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隋炀帝之于唐太宗，就其能力而言，彼此不分伯仲，前者曾牵兵灭陈，后者则起兵兴唐，理国之能旗鼓相当，之所以二者历史地位相差千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态度问题。
有志与无志也是面对困难的不同态度。故王安石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此言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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