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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曾玉屏是影响曾国藩一生的人物。

为祖父所撰墓志中，曾国藩曾深情追忆，“国藩窃观王考府君威仪言论，实有雄传非常之概，而终老山林，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其型于家、式于乡邑者，又率依乎中道，无峻绝可惊之行。”

爷爷虽是乡村一普通农民，未有大功奇勋，但其为人处事，皆依中道而行，是吾辈表率和楷模。

曾玉屏，号星冈，其少年时代，勤奋好学，但青年时因家境较为宽裕，沾染上坏习气，而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倦于读书，放荡游戏，常与纨绔子弟厮混来往，骑马游走在市集街头，不事耕种，懒惰成性，每天睡到日上三竿。时间真是经不起虚度，转眼曾玉屏已过而立之年。

村中长辈多对其无好感，讥笑他轻浮浅薄，怕是会把曾家祖业败掉，人人看他不起。曾玉屏这才深受震动，幡然悔悟，决心痛改前非，他卖掉自己的马，操持起家业，投身田间农事，整日里起早贪黑，不惧辛苦。

湘乡地处丘陵，可种之田多在山丘。三十五岁的曾玉屏沉下心来，就此专心农事，要在这贫瘠山地上造出一片梯田。曾家住在高嵋山下，此处田垅高峻，宛如梯子一般，星罗棋布的小型地块像瓦片大小。曾玉屏凿石垦荒，开辟了十几条小路，将瓦片大的田地连缀起来，耕种方便多了。曾玉屏早晚浇田，以听虫鸣鸟叫辨知节气，以观察禾苗上的露水为赏心乐事。他种了半畦蔬菜，早晨自己除草，傍晚由雇工施肥，他喂了猪，养了鱼，忙忙碌碌，再无虚度时光，整个人变得踏实无比。

后来回忆起自己的改变，曾玉屏深有感慨地对家人说，“凡菜茹手植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1]”亲手种亲手摘的菜，味道更为甜美；经历艰难辛苦所得之食，吃起来更加心安理得。

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后，曾玉屏谋划的另一件事是光大门楣，想要让世代务农的曾家有所突破。

曾氏一门自元、明两朝就居于衡阳庙山以来，一直未立宗祠，曾玉屏便与族中长辈商议，在庙山为曾氏立了祠堂，每年十月祭祀。清初时，曾氏迁居湘乡，出了一位叫曾元吉的，这位曾元吉是曾玉屏的曾祖，在其经营之下，曾家由此兴旺，曾玉屏又与族中长辈商议，在湘乡另立一处祠堂，每年三月祭祀。曾玉屏认为，世人礼敬神祇以祈福，是舍近求远，不如亲近自己祖先，因而对祭祀祖先之事看得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曾玉屏对后世子孙要求，即便贫穷，但礼仪不能不讲，即便愚笨，祭祖之事也不能从简。

曾玉屏对先祖敬重，对子孙要求严格，因其年少时曾有失学经历，自己深以为耻，弥补的办法就是尽可能让子孙多读书，多跟名师求学，多与文士结交。为给子孙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他秉持几条待客之道：但凡通才宿儒来家里串门，务必热烈欢迎；对于老成持重之人，须持敬重，不能怠慢；对一般普通人，按一般规格接待；至于巫医、和尚、道士、风水先生、算命先生，避而远之可矣。曾玉屏认为，从一家门口进进出出的宾客便能看出这家的兴衰。

曾老爷子经常教育后辈，与人交往要讲礼仪，有分寸，明白什么是该做之事，什么是不该做之事。对于贫穷的远亲，要周到隆重地招待；乡邻亲戚朋友有喜事要去道贺，有丧事要去凭吊；钱财不够时可送器物，并助以力气，多多帮忙；邻里发生纠纷，要居间调解，以促和睦，对于不讲理者，要严辞诘问，加以谴责，态度要坚决，道理要击中要害，摒退凶狠野蛮之人，打击其嚣张气焰

。总之，尽一切可能令彼此友好；做人要做君子，做百姓可排除一方困难，做官员则平息喧嚣纷争；如遇渡口之桥损坏，道路泥泞废毁，遇孤寡衰疾求告无门者，要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不必等到自己富有之后去做。

曾玉屏如此说，亦如此做，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上诸条，可视为曾氏家规。曾玉屏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己所定规矩，获得乡人敬重，但凡有大事小情，人们喜欢找他主持、调解，在当地有极高威望。在其操持之下，曾家也拥有了百余亩家产，成为当地殷实的小康富户。

曾玉屏声若洪钟，治家严苛，见时已让人畏惧三分。全家上下，在他面前莫不小心翼翼，其妻王夫人也不例外。曾国藩祖母王氏，大曾玉屏七岁，平日里尽力做好家务，从酿造、浆洗、缝纫以至请客、送礼、应酬、祭祀诸事，无不细致。她尽心侍奉丈夫，极为周到，但若遇上曾玉屏愤怒之时，便被吓到不敢出声，吃不下饭，心甘情愿地承受屈辱，以挽回丈夫眷顾。王氏年过七十，依然亲力亲为，处理家中事务，一根线一粒米舍不得丢，对于各种亲戚及家中男佣女佣总想着赠送财物。

夫人如此，儿辈更不敢造次，曾玉屏有三子，长子即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次子曾鼎尊（二十四岁去世），三子曾骥云，三子都领教过老爷子的厉害。

即便在众人面前，曾玉屏也绝不会顾及他们面子，常常厉声呵斥，严加责骂，吓得全家人大气不敢出。曾国藩形容挨骂之后的曾麟书，“起敬起孝，屏气负墙，踧踖徐进，愉色如初”。

父亲严厉，在某些情况下，当然有助于孩子牢记问题、改正缺点，但现代心理学认为，父亲过严，也容易造成孩子性格懦弱、自信不足等问题，曾麟书老实懦弱之个性，大概与曾玉屏的过于强势不无关系。

曾国藩将祖父曾玉屏治家之道，总结为“八字三不信”，八字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即为读书、种菜、养鱼、喂猪、早起、扫屋、祖先祭祀、亲邻睦友；三不信指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特别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不信医药，非指不吃药，不信药效，而是说“保养之法亦惟在慎饮食节嗜欲，断不在多服药也”。

祖父的治家之道，令曾国藩受用一生，他个人亦将曾氏家训发扬光大，在给弟辈及子侄的信中，时时提及以促其执行。

如在给四弟曾国潢的信中，提及八字家训，“若不能尽行，但能行一早字，则中子弟有所取舍，是厚望也”，又说，“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给儿子曾纪泽信中，特别注子女对“早”字的执行情况：“尔在家常起早否？诸弟妹早起否？”

曾国藩自己一生早起，实有赖于此一家训的督促，在他而言，能否坚持早起，最体现一个人是否有恒是否勤奋——这是成事的根本。

祖父的言传身教，对曾国藩影响至深，“余常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曾玉屏制定的严格家规，在孙子这里终于起了作用，他发扬光大曾氏一族的雄心，终于在多年之后得到巨大回报。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是曾玉屏长子，深得父亲器重，将光大曾氏门楣的责任寄托于他。无奈曾麟书资质平庸，虽然刻苦，但终未能有所斩获，连续参加十余次童子试，皆一无所得，漫长的科举之路第一步迈得如此艰难，免不了令他心灰意冷。曾玉屏也感觉长子不能指望——于是，父子俩光大曾氏的希望自然落到了曾国藩身上。曾国藩五岁时，在曾玉屏要求下，曾麟书为儿子开蒙，小宽一“受学于庭，诵读颖悟”[2]——上来就说曾国藩笨的人，恐怕是以讹传讹，至少五岁时的曾国藩看上去是个读书的料子。

嘉庆二十二年（1817），曾麟书在家乡开办了一家私塾，塾堂名为“利见斋”，收了十来名弟子随他从学。次年，八岁的曾国藩正式就学于父亲。入塾前，父亲与祖父商量，为小宽一取名子城，字伯涵，《左传》云，“天下有道，则公侯为干城”，期待此子将来能为国家栋梁之才，“字”则为“名”的呼应，要成国家栋梁，学养须深，胸怀须广，谓之曰“涵”。

曾麟书教育学生，讲的是笨功夫和最纯朴的道理。

他本人自知水平有限，没有什么高妙的读书方法传授，唯有下笨功夫，苦功夫，方能将自己所知所学传之于儿子及学生。曾国藩对父亲的教育方法印象深刻，“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其视他学僮亦然，其后教诸少子亦然。”曾麟书不厌其烦地讲解书本内容，反复不停地讲，来来回回地讲，直到儿子掌握了书中内容。他随地随地解答儿子的疑惑，不管是在行走的途中，还是在睡觉的床上，务必让儿子达到完全理解，不再疑惑。这办法看上去是笨，但对于好玩好动的孩子来讲，却可以促使其安静下来，老老实实地打好基础。

曾麟书的这种笨功夫对儿子的影响巨大，纵观曾国藩一生，基本上都是在贯彻这种“笨功夫”，不投机取巧，不偷奸耍滑，表现在学习上，是一字一句啃，循序渐进，表现在战争中，是“结硬寨，打呆仗”，一板一眼，层层累积，直到完成既定目标。曾麟书曾经告诉儿子：“吾固钝拙，训告若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我本身就是迟钝笨拙之人，因此教育你们这些与我同样的孩子，并不觉得有什么麻烦辛苦。聪明孩子学一遍就会，笨孩子就要学三遍，天资之间的差距可以通过努力来弥补——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曾国藩到底是不是笨孩子？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史料和传记，都有意将他塑造成一个笨蛋，这应该并不符合事实。五岁时“受学于庭，诵读颖悟”，八岁读完《五经》，并开始学习八股文，十岁时所写作文《兄弟怡怡》深得老父亲嘉许，“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3]。十四岁时，与父亲交好的衡阳人欧阳凝祉常来其家塾，欧阳以《共登青云梯》为题命作试律，欧阳大赞，并将女儿许配。[4]由以上几条可见，曾国藩即便不是天纵奇才，但也决不是一个笨蛋。

传记作家们喜欢引用一个故事说明曾国藩的笨。说曾国藩小时侯，某天黄昏，在家中书桌前背诵范仲淹名篇《岳阳楼记》，恰于此时，一小偷溜进其家，爬到房粱上，欲等这家人睡后方便行窃，结果曾国藩死活未能背诵全文，小偷等困了，在房梁上睡了两觉之后，曾国藩还在那儿背诵，小偷光他听背都听会了。实在忍无可忍，跳下来指着曾国藩鼻子大骂：“你这孩子真笨！听我给你背！”

这故事仅是个传说，是后人附会的结果，曾国藩自己和家人均未提及，根本不能成为证明其笨的证据。人们津津乐道于曾国藩的“笨”，源自一种心理暗示，一种心理学上的传播效应：曾氏资质如此普通，尚能成就一番事业，我并不比他差，当然也可以。我们中国人喜欢拿曾氏励志，道理大约正在此处。

[1]曾国藩《大界墓表》

[2]《曾国藩年谱长编》董从林编著，上海交大出版社，2017年8月第1版，第6页

[3]《曾国藩年谱长编》，董从林编著，上海交大出版社，2017年8月第1版，第11页

[4]同上

先说相术，曾国藩相术口诀中，看鼻眼、看精神、看手和脚、看语言。基本和咱们现在HR的面试水平差不多。鼻眼决定了五官的大半，五官端正的人容易给人留下好印象。精神好的人，自然有充沛的精力去应付工作，能够有一定成就自然是大概率的。手能看出一个人是否有良好的习惯，尤其是指甲，常常做体力劳动的人的手和完全不做家务的人的是不一样的，后者更加绵软，缺乏力气但干净白皙。说话有条理的人，思路一定很清晰，证明他对他所说的内容具备一定的了解。

这样的看相思路对于大多数人是没错的，在用人上采用这些方式也没错。但凡事都有例外，何况曾国藩一生没有识错人也只是后人的说法。他真的没有相错人吗？他这一辈子也是有起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果真的有高超相术，从旁人观己，曾国藩不会走的这般辛苦，被人推上励志典范的榜单。

再说曾国藩对儿女的态度，他有三个儿子，五个女儿。按照传统思想，他教子却不管女儿，重男轻女十分明显。那么他的女儿到底嫁给了谁，曾国藩估计不会用相术这一套去面试他的女婿。而且，他把女儿嫁与的人家不是同事的儿子，就是家里的养子，并无高嫁，他理所当然的以为同事的儿子会和同事一样才气不凡，却忘了龙生九子，尚且不同。信任之下，曾国藩更加不会去理会他并不看重的女儿的那婚姻情况。他五个女儿，四个婚姻不顺遂，落得早逝的结局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曾国藩当真不知道他女儿过得不好吗？他是知道的。在婚姻之中，曾国藩是这样认为的，哪怕自己女儿真的受了委屈，按照曾国藩的想法，女儿多受点委屈，和和气气一团却是最重要的。没有父亲的撑腰，出嫁的女儿遇人不淑，过得凄惨就变得很正常了。曾国藩大女儿在嫁人的时候，他就很清楚老友的儿子长歪了，为了不辜负老友的嘱托，曾国藩还是决定嫁女儿。这种决定绝不是真正疼女儿人家的做法。果不其然，大女儿嫁人就遭遇了丈夫先娶他人之事，写信给兄长，曾国藩知道后，也只是叮嘱让女儿让着女婿，如果实在不行，则亲自来教养女婿。只有当大女婿让曾国藩没脸的时候，曾国藩选择与女婿永远绝之，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个女儿被推到了那个糟糕的女婿身边。

这应该是清朝的古代笔记、小说中的记载。因为按历史套路来说，能有这种“造化”的人，都是历史大人物或争议性非常大的人。如，《隋史》记载的韩擒虎，死后被接走，妥妥成了阎罗爷。

而帝王则大多是出生前的神奇。至于女性，其实才是最跟相士有缘的，如萧美娘被袁天罡称为：面带桃花，母仪天下啥的。刘邦的薄夫人也是被相士称：必生龙子。

而巡抚是清朝的官职，连清朝的皇上都基本上不再享受神奇了，故而官员的“鬼怪乱力”这等事，更不会出现在史料中，故而断定应是出自笔记、小说等的内容。

清朝的教书先生或师爷中，最著名的是左宗棠。当年在骆秉章府内当师爷时，跟一位总兵发生冲突，他揍了人家。被一个奏折捅到皇上那要被砍头，因为总兵是八旗贵族。因此引发了郭崇涛、曾国藩等人的联名保举，最终逆转，给左宗棠升官了！

那么这位师爷是谁？便是汪由敦！据《檐曝杂记》记载，当年他很落魄，便进入到了浙江巡抚徐元梦家，当了教书先生。日子过得不咸不淡，好在吃喝不愁。

话说这一天，府内来了一位算命先生，是被徐元梦请来，给自己的宝贝孙子算命来到的，据说最擅长摸骨，被称为史瞎子。在算命界属于大腕级别的。

史瞎子算毕后，言称：你这个孙子不得了，日后必飞黄腾达。跟着竟然又给当老师的汪由敦算了算，也是这种言辞。

汪由敦哪里信这些，心说，我还飞黄腾达？现在都落魄到教书了。但碍于情面，也被胡乱应和了两声。可晚上时，史瞎子突然登门拜访，告知汪由敦：别灰心，别丧气，日后一个小小的巡抚都不在话下，你会是朝廷一品大员。只不过，刚才当着徐元梦的面，我不便说透，以免给您惹了祸端。

汪由敦半信半疑，这时，史瞎子又开口了：我之所以告知你一切，是有事相求。我算着很快我就会有一祸事，无非逃脱，且时间还非常长。故而，当年发达后，务必救我出苦海。

汪由敦点头应允。果然，不久后史瞎子由于名头响，又被推荐给了雍正，也不知为何被雍正给流放了。而汪由敦也很快时来运转，到了乾隆10年时，他已经官至刑部尚书。

有一次，他无意间翻查雍正时期的卷宗时，一眼发现了史瞎子的名字，顿时想起多年前自己的承诺。于是汪由敦便细看卷宗，发现并未记载史瞎子因何罪被流放。汪由敦明白，这必是史瞎子言辞犯上了——因为只有言辞犯上这种罪，是不敢写入的。

顿时，汪由敦有了主意，既然没有啥原因，那也就等于有了操作空间。汪由敦便在乾隆面前求情，乾隆当时也没在意，你是管刑部的，别屁大点的事就来问我！就这样史瞎子被放了回来，被汪由敦接入自己府内，从此再也不敢虽被给人算命啥的了。